中共襄阳地方党组织的建立

五卅反帝爱国运动掀起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第一次大革命高潮。它冲破了襄阳沉闷的政治空气，促进了人民的觉醒，显示了各阶层人民在无产阶级领导下的联合斗争的巨大威力，给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主义一次前所未有的打击。并为中国共产党和共产主义青年团襄阳地方组织的建立准备了必要的条件。

在襄阳党团组织建立之前，学潮中的一批学生骨干先后在武汉和黄埔军校加入中国共产党。被派往武汉请愿的二师学生代表李实，在武汉接触了中共武昌地委书记陈潭秋，在陈潭秋的直接领导的斗争中认识到组织起来的重要性，认识到只有在先进政党的领导下，革命才能成功，积极向党组织靠拢。党组织根据他的表现，于1925年8月吸收他为共青团员，12月转为中共正式党员。

二师学生潘文郁，不愿以反动学阀单家燊之流为师，1923年秋，忿然转入武汉共进中学读书。共进中学是陈潭秋、钱介磐等创办的。他们利用学校这个阵地，同董必武创办的武汉中学一样，大力传播马克思主义，领导进步师生开展反对旧教育，发展新教育的斗争，培养了大批革命志士。潘文郁在共进中学读书两年，增长了文化知识，丰富了革命理论，增强了社会活动能力。五卅运动中，潘文郁被共进中学推选为湖北省学联代表，参加领导武汉学生界的反帝爱国运动。由于潘文郁表现突出，1925年7月1日被吸收为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团员，8月转为中共正式党员，9月被派往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此后，崔达权、薛斌、方复生、周仲英等10余人分别在黄埔军校、农民运动讲习所和工人运动讲习所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谢远定，枣阳随阳店人，1922年在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后改为南京东南大学）读书时，加入中国共产党。1924年秋，东南大学毕业后，回湖北工作。1925年春，任共青团武昌地委第十二支部书记。五卅运动中受党组织派遣，领导襄阳人民的反帝爱国运动。他到襄阳后，了解了襄阳各方面的情况，选择在五四运动、二师学潮、五卅运动和反对帝国主义教会教育斗争中涌现出来的积极分子为培养对象。经过一段时间的教育和考验。与9月间把二师的学生骨干方复生、孙孝承、燕文新、，十中的高如松、宋良猷发展为共青团员。不久又发展了董振、李金铭、傅良驹、崔达泉、张明汉、熊玉珩、朱启林、宋正德、张国威等人为共青团员。10月，谢远定又将优秀共青团员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第一批入党的有董振、李金铭、高如松、宋良猷，后来有发展了燕文新等人。

经过襄樊学生运动的锻炼，襄阳产生了第一批信仰马克思主义的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在他们周还聚集了一批初具共产主义思想而又迫切要求入党的各界先进分子。谢远定把襄阳的情况及时报告了于10月新组建的中共武汉地委和随后组建的由共青团武昌地委改组的团武汉地委，请求成立襄阳地方党、团组织。两个低位根据襄阳的革命形势，批准成立团的地方组织。1925年11月，谢远定将襄阳的团员（包括仍兼团员的共产党员在内）组织起来，成立了襄阳的第一个团组织---共青团襄阳特别支部。谢远定任特支书记，直属团武汉地委领导。特支机关设在襄阳十中内。

谢远定的工作引起了地方反动分子的注意。以十中校长的一伙人，跑到省教育厅控告谢远定是“过激党”，妄图阻止谢远定的活动。这时，李实受中共武汉地委的派遣，回襄阳传达关于反对北洋军阀政府盐斤加价及码头附加税的指示，他以襄阳白生俊家的私塾先生身份为掩护，住在白家，并与谢远定取得了联系。谢远定因为自己引起了敌人的注意，要求李实留下来接替他的工作。当时，襄阳特支不仅要领导襄阳县团和青运两方面工作，还要领导在襄阳发展的来自郧阳、荆州等鄂西北20多个县的学生党团员回本地开展工作，仅特支书记一人负责，就显得力不从心。于是在李实的协助下建立了有6人组成的特支干事会，实行集体领导。特支驻地由向阳第十中学迁至襄阳城内校士街家佛堂。

随着全省迎接北伐工作的胜利开展，反帝反封建的人民民主革命运动日益高涨。谢远定抓住大好时机，在省立十中、二师、教会私立鸿文、淑华中学等学校内，又发展了一批共青团员和共产党员，李实在学生乃至市民、农民中也发展了一批党、团员，其中襄阳的毛定方、房县的李明铨、光华（现老河口市）的程钦等都被吸收入党。至1926年5月，全县共青团员有47人，（有10人离襄赴粤学习不在其内），共产党员20余人。

这时，谢远定终因受到地方反动势力的压迫，于4月28日返回武汉，向组织报告工作，团襄阳特支书记由高如松继任。5月，按照团武汉地委的决定和团中央的批准，在武汉地委负责人李子芬的具体指导下，正式成立团襄阳地委，仍由高如松担任书记，宋良猷任组织，姚昭德任宣传。与此同时，根据谢远定的建议，中共武汉地委（旋改组为湖北省委）作出决定，凡党员兼团员者从团组织中分离出开，不再参加团的组织生活，并建立以李实为书记的中共襄阳特支，由姚昭德任组织，高如松任宣传。

襄阳地方党组织的建立，是襄阳革命史上划时代的大事，具有深远的伟大历史意义。它标志着在襄阳第一次有了一个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行动指南的无产阶级政党的地方组织，从而使襄阳的革命有了坚强的组织者和领导者，给灾难深重的襄阳人民带来了光明和希望。从此，襄阳人民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斗争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襄阳的革命面貌为之一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