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适安

马适安原名马正祥，字适安，化名马游，又名马石安、马文友、马致千。马适安是中共鄂北党组织的创建人之一，又是1958年10月17日出国访问团飞机失事遇难的16位烈士之一。

马适安于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中共襄阳特支书记、中共襄阳县委第一任书记、奉天特委秘书长兼宣传部长、晋东南五专署保安司令部政治主任、太行一专署专员、华北局宣传部副部长、北京农业大学副校长、北京大学副校长、党委第二书记等职。

1958年10月17日马适安遇难后，中共中央和他所在的北京大学分别举行了追悼会。1958年10月23日，北京大学在学校大膳厅举行追悼会，北京大学党委书记陆平主祭。祭文略称：马适安同志数十年来为党和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进行了英勇不屈的奋斗，在战争年代里，他始终表现了顽强的革命意志；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阶段，他坚定不移地执行党的方针政策；他是一位久经考验富有革命经验的共产主义战士和优秀的领导干部。他战斗的、光荣的一生，是值得我们学习的。

学运中的先锋

马适安，湖北襄阳县白家湾人，于1901年12月14日出生于樊城大桥口一个小商家庭。马家世居乡村，自其祖父起迁至樊城开办“马富兴”盐行。当时，他家境尚好，除在城里经商外，在老家还有土地10多亩。马适安的父亲马明杰有弟兄三人，明杰居长，一生经商。母亲吴氏，白家湾附近吴家洼人，生马适安兄妹6人，马适安是长子，下有2弟3妹。

马适安幼时天资聪明，又是长房长子，很受家庭钟爱。5岁半时他和他三叔（仅比马适安大1岁）一同入私塾，读《三字经》、《四书》等。祖父临死时，特别嘱咐马明杰夫妇说：“适安三叔笨，可不必再念书，一定要让适安读下去”。那时正值辛亥革命，社会动荡不定，适安至10岁才正式入读一基督教举办的初小，两年后续读高小。

马适安在读高小时，已能写出一手漂亮的毛笔字，且善画。他写字能左右手“双管齐下”，还能口含笔杆写。一年春节，马适安为乡邻写对联，桌旁挤满了围观的乡亲。年轻的马适安写来了兴致，只见“耕读传家”四个洒脱遒劲的大字横批，在马适安嘴咬的毛笔下一挥而就，赢得了众人的赞叹声。

马适安读高小一年级时（1915年），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提出“二十一条”不合理要求。消息传到襄阳，地方召开群众大会，募救国捐，少年马适安向家里要了一串钱捐上。因为国耻，他在会上痛哭流涕，会后，他又参加了救国十人团组织的游行示威。尔后，他在学校听到了朝鲜亡国惨状的宣传，参加了反日爱国群众大会。在马适安幼小的心灵中开始萌发了爱国热情。当时，他祖父生病，家里要他到日本药店丸三公司去买药，为抵制日货，马适安硬顶着不去，最后坚持到中国人办的药店买了药。

1918年秋，马适安高小毕业考入鸿文中学读书4年。襄阳鸿文中学是基督教举办的一所教会学校，旨在为帝国主义文化侵略服务。学校设备简陋，教课呆板，学校风潮多。教会总想把学生束缚在书本上。可是，学生并未完全被禁锢在校内和宗教圈内。1919年暴发的五四运动，冲破了帝国主义在鸿文学校设置的思想栅栏，使宁静的校园沸腾起来。马适安以饱满的爱国热情，和同学们一道投入了宣传反日、查禁日货等活动。他有个亲戚从北平回来，带有日化调查表，马适安将调查表要来在学校翻印，作为抵制辨别日货的依据。于是，洋伞、洋磁盆、东洋头（留长发）都在反对之列。每年“五七”“五九”，他都要把反日的事情重新鼓动一番。因此，马适安曾受到学校停止其学年考试的处分。

“五四”新文化运动影响到襄樊，更改变着鸿文中学。学校校监董曦辔先生，虽然是清末的秀才，但是他积极追求新文化。五四运动以后，他首先教学生白话文，而当时湖北各省立中学都还没有这样作。他购置一些新文学书籍，借给学生看，讲给学生听。学校还购有《少年中国》《少年世界》《学灯》等杂志供给学生阅览。共产主义战士肖楚女来襄樊任教，传播马克思主义，进一步唤起了襄樊青年的觉醒。学生常常参加社会活动，上街作爱国宣传，查禁日货，这些活动马适安都积极参加。1920年5月7日，为了纪念“国耻日”，襄樊鸿文中学在操场举行纪念大会，会后演出了董曦辔老师编写的《红孩儿》，马适安饰剧中主角红孩儿，演得有声有色，激动人心。新思想武装下的马适安，少年气盛，常常于课余饭后，和几个知已的青年同学在一起大谈社会政局，批评时弊，争论社会发展的出路问题，有不可一世之慨。

马适安经过五四运动的熏陶以及学生爱国运动的实践，认识到当时中国社会的黑暗，开始反对因袭传统，反对专制，爱好民主、自由。认为“社会的改造，中国问题的解决，只有从教育入手，提高人民的知识，中国才有希望”。于是，他产生了“教育救国”的思想，并立志将来从事教育事业。

还在马适安入中学之前，因樊城增开了一些大盐号，马家生意不好，家道开始衰落。入中学后，家中父辈分家，加之马适安于1920年结婚，人口增多，家境更为困难。因此，自中学三年级下学期开始，马适安在鸿文中学附属初小带课，以补足自己的学膳费。中学毕业后，马适安无钱升学读书，在鸿文中学附小教了书。一年后，在鸿文中学校长（外国牧师）自愿资助下，马适安考入了设在武昌的华中高等师范学校，两年毕业。马适安在学校的零用钱是他利用两个暑假教洋人官话和教写中文信挣来的。华中高等师范学校同样是教会办的学校，很专制。马适安对学校设置的课程很不满意，就专心借阅图书馆的书读。他除读了诸子、诗词、曲赋、中外小说之外，还读了不少社会科学书籍，如社会主义思潮史、国际工人运动史、劳农俄国研究、新俄游记等。马适安读这些书，开始是在“一事不知，儒者之耻”的动机指导下进行的，结果却使他接触了解到社会主义知识，他的“教育救国”思想开始受到冲击。马适安家境的衰落，又使他“对人民有了很大的同情心，易于接受社会主义的思想。”马适安在华中师范学校念书期间，经常到校园旁边瞻仰“二七”惨案牺牲的大律师施洋墓，对这位为工人而牺牲的烈士怀着无限敬意，也使他更同情劳动人民，更加坚定了他为国献身的决心。

1925年3月12日，伟大的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因病逝世。噩耗传来，襄樊各校停课，以示悼念。襄樊学联举行了追悼大会。马适安专程赶回襄樊，以学联负责人身份在追悼大会上发表演说，号召学生继承孙中山先生遗志，为实现孙中山倡导的三民主义而努力奋斗。

同年，“五.卅”运动爆发，马适安由华师毕业回到母校鸿文中学任教。

襄阳第一任县委书记

“五.卅”运动的革命高潮，把马适安引入了革命的实际斗争。

马适安在鸿文中学任教期间，和鸿文中学的教员们一同参加了学校与樊城商会联合组织的“稳进救国会”，开展了组织平民夜校、进行反帝宣传、检查日货等活动。在斗争实践中，马适安彻底抛弃了“教育救国”思想。他在《入党以前的思想本质及入党动机的反省》中回忆到：“我以教育救国的主张从事平民夜校活动，向青年学生灌输反帝爱国思想，但是学生寥寥无几，这些事对我是有刺激的，几年的教育救国思想，拿来实践时，没有成绩。”马适安面对这种失败，经常和襄阳十中学生、本校学生以及同窗弟兄议论政局，探讨救国救民的真理，开始认识到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必要性，从而走上了彻底革命的道路，逐步成长为一个坚定的共产主义者。

1926年3月初，马适安加入国民党。旋即经董兴国（即董振）、高如松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马适安加入党组织是在对社会主义具有深刻研究的基础上作出的决定。他第一次参加党的会议，在提到入党的原因时，他说：“1789年以后是资产阶级革命时代，目前是无产阶级革命时代，这是历史所赋予的使命。我之入党是对世界历史发展认识的结果”。当时，中国共产党在襄阳的组织不过是一个支部，在襄阳能有这样认识的党员为数不多。

马适安入党后就遇到了严峻的考验。在计划召开“三·一八”惨案死难烈士追悼会时，鸿文中学的洋人校长进行阻扰，向马适安打招呼，不准他在会上讲话，若讲话，暑假就辞退他。但是，马适安还是在会上讲了话。到了暑假，马适安被 学校辞退。然而，失业并未动摇马适安坚持革命的决心。

马适安入党不久，就担任中共鸿文中学党（团）支部书记。1926年7月，襄阳特支书记李实调离，马适安接任了这一职务。期间，他到武汉参加湖北区委举行的迎接北伐训练班。8月回到襄樊。为迎接国民革命军北伐，马适安发动襄阳西乡农民开展“抗捐、抗税，防匪保家”运动。接着，他指导了樊城小商人进行反对大盐商的斗争和襄樊的学生运动。当年秋天，樊城食盐紧缺，而新到一批食盐却被8家大盐商垄断，几十家小盐商群起反对。马适安根据这种情况，提出了把一批食盐公卖的主张，获得了群众的支持，小盐商也乐意接受，迫使大盐商遵照执行，反对食盐垄断的斗争取得了胜利。樊城教会举办的淑华女校，要开除在“双十节”时出外散发传单的学生，遭到学生的强烈反对。马适安及时领导了这一斗争。他指导学生联合教员及其他教会学校一致开展斗争，获得了胜利。

1926年12月，北洋军阀驻襄郧镇守使张联升易帜，给鄂北党的活动创造了有利条件。襄阳县国民党开始公开活动。此间，马适安除仍负责中共襄阳特支书记责任外，还兼任国民党襄阳县党部监察委员。同时，县农协、妇联都请他作顾问。当时，年轻的马适安穿着流行的中山服，背斜皮带，常常出现在国民党的一些重要会议上，潇洒倜傥。他以此为掩护，积极从事党的地下活动。

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5月，张联升公开叛变革命，重挂五色旗。县党部、县农协等革命机关被捣毁，反对军警、特务在街上打人抓人，襄樊处在腥风血雨的白色恐怖中。上级党组织指示，共产党员骨干分散隐匿，马适安转移到武汉。刚到武汉，恰逢夏斗寅叛变，从长江上游向武汉进攻。在革命形势危急的情况下，马适安参加了保卫湖北省农民协会的斗争。此后，根据省党部的指命，马适安和董曦辔、程克绳、宋良猷等同志组织了鄂北被难同志委员会。鄂北被难同志委员会一方面照顾被难同志的住宿问题，一方面把这些同志组织起来，以便组织上调动和分配工作。后来，马适安参加了第四次全国劳动大会代表在汉口办的“高级劳动学校”学习。6月，又出席了湖北省委召开的各县负责同志大会。

1927年6月底，张联升叛变被平定，西北军冯玉祥部进驻襄阳。冯部与蒋汪之流反共步调不一致，故襄阳政局尚稳定。“七·一五”事变前，武汉局势恶化。在这样形势下，省委将在武汉工作的马适安、高如松、李金铭、熊玉珩等同志派回襄阳，组建中共襄阳县委，马适安任县委书记，高如松任宣传部长，姚昭德任组织部长。

    “七·一五”事变发生后，汪精卫公开叛变革命的消息传到襄阳，马适安把中共襄阳县委机关迁到襄阳西门外响水洞，党的活动转入秘密状态，也不再支持襄阳的国民党。襄阳的国民党垮台。当时，白色恐怖加剧，省委派来的麦玉成离开襄阳，还有部分同志不干了。中共襄阳县委处在艰难之中，仅由马适安同志以私塾教员为公开身份，把党的工作支持下来。这一时期，马适安和中共襄阳特支的其他同志在党的组织建设方面做了大量工作。他亲自介绍了一大批青年骨干入党，使襄阳的党员，由他开始接手时的10多人发展到六、七十人。党支部由3个发展到30多个，把党的组织发展到河南新野的新甸铺。

    为贯彻中央“八·七”会议精神，中共湖北省委决定将全省划为七个暴动区域，在各区建立党的特别委员会。党的特别委员会的任务是，恢复重建各地党组织，指挥各地武装暴动。9月中旬，鄂北特委建立，马适安为特委委员。中共襄阳县委改为中共襄阳县执行委员会，马适安担任书记。县执委机关先后驻樊城前街“马福兴”盐行和教会小学。经过以马适安为首的中共襄阳县执委的努力，全县建立起区委3个、特支4个，中共党员发展到150人。当时，县执委的主要工作是抓“红会运动”。此间，“红会”在襄阳西乡蓬勃发展。张家湾特支领导“红会”1000人以上，薛家集特支有枪几十支，能领导“红会”四、五千人，竹条铺区委能领导“红会”几百人。与此同时，县执委通过各种渠道派共产党员军事干部打入红会、敌军、硬社、民团、土匪内部做统战工作，着手组建工农革命武装。这一时期，与枣阳接界的程河、双沟、张家集等地的党组织领导农民举行了声势浩大的“亮社”（示威）活动。在襄枣边界发动了万人暴动，攻下了兴隆区署和团防局，捣毁了沈家大房和琚湾团防局，取得了“秋暴”的初步胜利。在此基础上，中共襄阳县执委建立了6支游击队，拥有长短枪200余支，驳壳枪11支，机枪2挺，为后来的工农革命军鄂北总队的建立奠定了基础。

    1928年1月，中共鄂北特委在襄阳城内召开了特委扩大会议。特委委员、襄阳县执委书记马适安和黄龙垱区委书记朱佑文出席了会议。会议总结了前段工作，进一步贯彻党的“八·七”会议精神和中央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精神，强调发动武装起义，组织“年关暴动”。会后，县执委根据襄北国民党驻军薄弱的状况，发动襄北农民自卫军和统战武装3000多人，攻破了薛家寨子，活捉了保安团头子梁信子，歼敌400多人，壮大了襄北农民武装．掌握了区、乡政权，实现了武装割据。1928年4月下旬，马适安调任鄂北特委军委工作，不久即兼任工农革命军鄂北总队党代表。

    工农革命军鄂北总队建立于1927年11月，直属中共鄂北特委领导，主力在枣阳，总队长程克绳。马适安到任时，正值部队顺利发展时期。1928年 7月，数千群众集合起来要打耿集的一个老财。这个老财很狡猾，他不住集上，却住在山顶寨子里，四周有门枪把守，群众手里只有大刀、红缨枪，看着没办法。此时，群众公推马适安为攻寨总指挥。马适安带领总队战士，在群众的配合下一举攻克了这个老财的土寨子。

     马适安在鄂北总队工作期间，调整了总队的干部，加强了党的政治工作，改善了部队与枣阳县党组织的关系，使部队活动的区域推进到襄阳一部分地方。

    革命力量的发展，震惊了敌人。9月初，国民党桂系李纪才部以8个团的兵力入枣“会剿”，由东向西进逼，岳维峻一部由西向东堵截。鄂北总队接连受挫。为了与敌周旋，鄂北总队暂时撤离翟家古城。鄂北总队撤出后，熊集民团数百人血洗赤区。他们杀人放火，将翟家古城100多户民房付之一炬，屠杀农民及革命同志计2000人以上。在此险恶环境下，部队不能支持，马适安等只好让部队把枪支交给农民埋藏起来，人员潜散，以待机再起。

铁窗中的丹心烈火

武装斗争失败后，中共鄂北特委曾先后派马适安到谷城、光化等县工作，均因敌人的“清剿”而无法立足。1928年秋冬之交，军阀对革命力量“围剿”加剧，中共鄂北特委书记廖化平卧病乡间，宣传部长谢远定在武汉牺牲，组织部长余世颂失踪，中共鄂北特委与上级失去联系，濒临塌台。马适安带信给特委，特委领导人无法与他见面，派中共襄阳县委书记施兴圃与他谈话，施劝他快走。马适安因此未能带上组织关系，只由亲友资助30元费用，在桂系军法官赵恢山（樊城人，马适安同学赵伯明的弟弟）掩护下，由襄阳坐船，经东津潜往武汉，随后至南京。在南京遇见在国民党中央党部作干事的华中师范同窗襄阳同乡吴泳夫，在吴家寄食，后当了一个月的家庭教师。另一华师同学杨定武，此时是国民党江宁县党部常务委员，在南京市党部当干事，他为马适安在县党部找到一份工作。马适安当时生活虽然无着，但认为这个工作有失自己的节操，毅然谢绝。后来，他终于找到一个教书的职业，解决了糊口问题。可是革命失败的痛苦仍然缠绕着他，他游南京扫叶楼时，有诗明志。扫叶楼是明末龚半千建的，史可法失败，龚隐于南京称扫叶僧。马借此抒怀，诗曰：

    “胡儿羯鼓过江摧，

     半壁难燃劫后灰，

     扫贼不成且扫叶，

     田园半亩有余哀。”

    1929年春，马适安转安徽芜湖教书。当年秋，又转山东青州第四师范学校教书。寒假（1930年1月）到北京，找到曾任鄂北特委书记现已担任河北省军委书记的廖化平，恢复了党组织关系。1930年2月，经北平市委同意，重返山东青州第四师范教书，但党的组织关系未转到，因而于暑假（1930年6月）再赴北平。

    1930年，恰逢蒋冯阎大战，中国共产党正值“立三”左倾路线干扰时期。“八一”那天。中共北平市委组织反军阀混战的示威游行。游行队伍数十人（亦说数百人），在北平师范大学集合出发，一路高呼口号，散发传单，捣毁了北平市国民党区分部联合办事处。马适安参加了这次游行。这次游行是一次在左倾冒险主义路线指导下，在客观上严重消耗了革命力量的盲目行动，因此遭到预先埋伏的敌特驱捕。马适安被捕后，先捆绑至北平市警察局看守所关押，接着又被当作要犯戴上脚镣关押在警备司令部军法处。马适安身体瘦弱，第一次审讯时就晕倒了。马适安在酷刑面前不仅拒绝供词，而且还鼓励其他同志坚定意志。他在狱中有诗道：

  “传呼提审，

   囚徒震慑，

   既至法堂，

   忧心始歇。

我身是肉，

   我志是铁，

   肉虽可刑，

   铁不可折。”

    在关押期间，马适安跟同志们一起与看守宪兵进行了坚决斗争。有一次，一同志因生活管理问题与看守宪兵争吵，宪兵竟用刺刀将这个同志的牙齿劈掉一个，血喷一两尺远。这个同志因流血过多而昏迷过去。全体被关押的同志与看守和宪兵展开了斗争。马适安被推为一个监房的代表，向警方提出了抗议和要求，终于迫使敌人把受残害的同志送到医院抢救。在蒋冯阎战争中，阎锡山失败退出北平，张学良进关，于学忠率东北军第一军进驻北平。马适安等被捕人员的全部案卷被焚毁了。后来，经于学忠活动，同乡朱绶光保释，马适安于1930年10月出狱。接着马适安又将中共北平市委书记活动出狱。

    马适安出狱后，经组织许可，当月返山东青州教书。

    马适安在青州期间，虽然没把组织关系转到山东，但仍积极从事党的地下革命活动。早在1929年下半年，马适安在四师任国文教员时，就不断向学生宣传进步思想，指导学生出版油印刊物，成立社会科学研究会。当年底，四师进步学生在马适安的影响下，发动四师、十中等学校2000多名学生，冲入基督教堂，把为非作歹的牧师张思敬、韩仁堂、王钧堂等人扭送到国民党县党部。而国民党县党部怕得罪洋人，当夜就把7个牧师放了。马适安抓住这一事件，戳穿了国民党“反帝爱国”的谎言，使学生受到很大的教育。

    1930年春，马适安又领导了四师的“反自首”斗争。四师学生党员陈文祥等人，要到国民党县党部找叛徒杜华梓自首。马适安发动进步学生，利用国民党内部矛盾，由改组派分子戴国源到国民党县党部去告陈文祥等人是假自首，从而使陈文祥等人被关进了监狱。同年12月，马适安组建了中共四师党支部，并任书记，他还先后介绍了7个进步学生入党。1931年初，马适安在进步学生中组织了“左翼联盟”，并带领骨干学生到济南参加了山东省“左联”在大明湖召开的成立大会。当年五六月间，四师掀起了驱逐贪污学生制服款的事务主任王全堂的学潮，党组织取得了领导权，驱逐了学校训育主任燕有林（国民党员）。学校当局跑到济南向国民党省党部告密，说闹学潮的是共产党。青州国民党军警得到省党部电报指示，要逮捕马适安等人。马适安等人闻讯，迅速离开学校，转移到北平。

    马适安到北平报告工作之后，在等待恢复自己组织关系期间，被委任为河北省互济会宣传部长。工作尚未开始，互济会负责人被捕叛变，机关遭到破坏。马适安住在朋友处，得以幸免，但仍被国民党追缉，无法立足，他把互济会关系交给左联，转到沈阳工作。

  1931年9月，马适安迎着东北“九·一八”事变的紧张局势来到沈阳，恢复了组织关系，担任了奉天特委秘书长兼宣传部长。当时，马适安同志以在教会学校文会高中教书为掩护，从事党的工作。

1932年9月，奉天有几个同志曾被捕，被释放的同志带出消息说，日本宪兵要逮捕马适安。遂后发现确有侦探几次到学校侦察，询问教员姓名、年龄、籍贯、住宅，并察看了道路。此时，马适安处境异常险恶。为了安全，特委停止了他的工作。马适安要求回到北平，未得到组织允可就走了，这是马适安自由主义的行为。马适安回到北平恢复了组织关系，并到教联工作。

1933年2月，正值热河及长城各口对日抗战时期，河北省委安排马适安去公开做救亡工作，担任华北救亡会党团书记。

    自1929年以来，马适安同志的工作具有很大的流动性。但是，他仍“偷闲”读了一些理论书籍，并结合大革命时期他在襄阳的实际工作，从理论的角度总结了他革命斗争的经验，使自己获得了长足的进步。特别是在奉天特委工作期间，他找到了一些文件和资料，研究了李立三路线，彻底地了解了李立三路线的错误。同时，他也研究了托派的理论及其错误，从而增强了他的政治洞察力。因此，他对当时河北省委贯彻执行的王明左倾错误路线有较为敏锐的认识，并在一定范围内进行了抵制，主要表现在两件事上：    

    一是在1932年底，马适安所在的教联有个盟员叫马哲民，他作了一次公开演讲，批评了陈独秀在大革命时期的右倾机会主义，但又估价了陈独秀在“五四”时代的作用。由于当时左的情绪很厉害，党内竟有同志说马哲民讲话有问题，提出要处分马哲民，并说教联应有铁的纪律。马适安对此给予了批驳。他说“马哲民的讲演基本上没有毛病。”“只有党提铁的纪律，教联是一群小资产阶级倾向无产阶级的群团组织。因此，对教联不应像对党组织要求那样高，对其成员大学教授马哲民，也不能像要求党员一样。”

二是在1933年1月，在准备组织华北救亡会时，省委要求先在天安门召开一个追悼大会。省委还规定了开会的日期，叫马适安去执行。马适安对这一作法有看法，他认为像天安门这样的大会，只能在群众的抗日运动中形成，运动高涨起来，大会才能开成，日期才好定。同时，他还从当时燕京大学等一些学校的抗日宣传还很差的实际情况进行分析，认为我党目前任务是在先发动各学校开追悼会，以推动天安门大会的早日形成。否则，自己规定一个开会日期是无用的。这个作法虽经马适安同志抵制，但省委仍坚持自己的意见。后来实行的结果，天安门大会没开成，只在前门开了个飞行集会。这次集会以后，马适安感到自己不再适宜继续公开参加救亡活动。因为大革命时期曾和他在襄阳共过事、了解他情况的廖化平已被捕叛变，成了国民党特务，并且还在北平。他曾向省委提出这一问题，但未被允许。马适安为了克服过去自身曾出现过的自由主义，义无反顾地服从了领导的安排，在恶劣的环境下，坚持了这一工作。

1933年5月18日，马适安和省委宣传部长李伟鉴（韩国人），还有省反帝大同盟党团书记王世明、省反帝大同盟党团成员余瑜（现名陈沂）及于荣洲一起开会，5人在西城阴凉胡同7号院不幸一同被捕《马适安政治思想反省》(1943年2月)。他们被押到北平警察局后，原省互济会负责人、叛徒张文勋指证马适安为北平救济会党团书记。接着于荣洲也叛变了，也指证了马适安的身份。敌警察局人员与叛徒张文勋，先后和马适安谈话5次，施行反革命的利诱和威吓。他们问马适安要什么条件，说只要发个转变宣言，对新闻记者发表谈话，就可释放，可以不去逮捕人。但马适安对这一套不领情，都给予严词拒绝。敌人为逼他就范，又来硬的一手。敌人恐吓说，不转变就只有死，即使托人保出去，也会派人暗杀的。马适安通过和敌人的心战认识到，自己若不作反党宣传、不作反革命活动是不能获得释放的；然而靠变节获得生命的安全是一生的耻辱，一失足成千古恨，还不如死了好。由此，他坚定了自己的意志，拒绝了敌人的诱降和威吓。他矢口否认自己是共产党员，不承认自己认识张文勋。马适安的强硬态度，弄得敌人无法往下追问，只有给他带上镣铐进行折磨。在受尽刑罚之后，把他转至特务恶棍蒋孝先的宪兵三团，接着解往南京。这时马适安已将个人生死置之度外，决心跟敌人斗争到底。在路过天津时，他专门买了一床被子，难友们问他：“你怎么带被子？”马适安笑道：“准备长期抵抗。”

    马适安被押解到南京后，先被羁押在南京卫戍区司令部。在法堂上，马适安展开了合法斗争，迫使敌法官只有说根据报告判刑l2年，把马适安投入了南京中央陆军监狱智字监。

    在狱中，马适安不愿把光阴白白度过，主要用来补习英文，以便将来在研究理论时多一种工具。他每天都抓紧时间读书，还因此得罪了同狱的一个青年王之元（实姓李），嫌他只顾读书，对人不热情，还和他闹过气。

    三年半的狱中生活，折磨了马适安的身体。他胃痛加剧，痔疮经常发作，大便脱肛出血，有时竟不能止，到出狱时，简直寸步难行。可是，痛苦的狱中生活虽然折磨了马适安身体，却摧残不了他的坚强意志，他十分乐观，当时曾有自嘲诗一首以自慰：

    “从来浮世多烦忧，

    岂为吾侪作楚囚，

    半自讪嘲半自解，

    风不愁也雨不愁。”

    同时，马适安在狱中的坚强意志，还有他当时写的雪花行诗，可以反映。此诗结尾写道：

    “……剩有残身伤逝水，强耗精力学英雄，雪花几曾锁人胆，丹心犹自映雪红。君不见，杨柳陌，弱枝老干尽枯折，矫矫惟有松与柏！”

1936年11月底，正是绥东抗战的时候，由于薛慕回先生的活动，马适安被保释出狱。 薛通过当时任南京市立传染病医院院长陈崇寿@先生活动冯玉祥，保释马适安。在冯玉祥写信给监狱后，11月，宪兵司令部法官到监狱找马适安谈话，首先问马适安看什么书，马告诉了。

注：薛慕回：又名薛愚，襄阳人，马适安鸿文中学同学，著名药物学家，1988年病故。崇寿：学社社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唐山医院医生，文化大革命前病故，薛愚齐鲁大学同学，当时是南京下关医学院大夫，冯玉祥将军的个人医生。

遂又问：“看三民主义没有?”

    答：“没有”。

    “为什么”？

    答：“我用不着它”“我是国文教员，什么主义之类的

书，与我不相干。”

    “你知道自己的错误吗? ”

    答："我没有错误，我抗日反对帝国主义，有什么错误？”

    马适安见敌法官生气了，就解释说："你说我错了就算我错了吧！”

    敌法官问：“有什么错？”

    答：“不知道。”敌法官被激怒了，大发雷霆。就这样谈崩了。

    马适安又被送到监房。为此，薛慕回曾到监狱问监狱官：“冯将军已给你们写信，叫你们释放马适安，为什么未放呢?”监狱官回答说："不能放、不能放，当初他进狱时，我们给了一本《三民主义》，让他圈点，他不干，一点不反省，不能放弃”这充分表现出马适安视死如归的共产党人的崇高气节。几天后，经薛慕回等人的周旋，再得冯玉祥亲笔保释信一封送交监狱，敌人无法，马适安终被保释出狱。

            抗日前哨的政治主任

出狱后的马适安，失去了组织关系，既贫且病，生活无着，只好暂到河南鸡公山东北中学一面教书，一面治病。1937年“七·七”事变暴发，国内形势发生急剧变化。在这国难当头的时候，转在山东齐鲁大学医院治病的马适安，一心想找组织关系，或者找一条去陕北延安的路，可是没找着。

1937年9月22日．中国共产党发表了共赴国难的宣言，蒋介石也发表了庐山谈话，红军改编为八路军，开赴抗日前线，统一战线初步形成了。马适安心里很高兴，更加急切地想接上组织关系。当年12月，听到汉口有了八路军办事处，他立即赴汉。但办事处说关于他在监狱的情形需要有人证明才行。马适安找潘梓年写了一简单的字条，说明马在监狱的情形很好，出狱是冯玉祥保释的。办事处黄绚云同志说这太简单了，不能作证明，要他在汉口等一等。一心想赴国难的马适安哪里能等，接着他转赴山西抗日前线。

．  1938年2月，马适安由中共中央北方局通过山西工委介绍到山西，初在曲沃民族革命大学四分校。不到两星期，敌人向太岳和太行发动了“九路围攻”，马适安到决死三纵队工作，不久担任了三纵队第七总队的政治主任。根据工作需要和党组织的要求，马适安加入了统战组织牺盟会，经董天知介绍，又加入了民族革命青年团。当时的“青年抗敌决死队”，是军阀阎锡山接受共产党人和山西新派的建议而成立的，实际上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具有统战性质的抗日队伍。决死三纵队的七、八两总队的军官，都是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国民党防共保卫团的旧军官，必须改造。马适安认为：1927年革命的失败就是由于放弃了领导权，这是说了又说的经验，目前的统一战线，国共的矛盾还是存在的，因此在任何工作中都应当注意发展革命力量，保持我党在革命中的领导地位，才不致遭受失败。所以，对政治部来说，这里的工作主要是做改造阎锡山旧部的工作。为此，马适安到后不久，就向纵队政治部主任董天知建议，要准备新军事干部，以代替旧干部，并利用一切机会在实地改造自己所领导的一支部队。马适安从提高政工人员的威信入手，安排政工人员参加战斗，学习军事知识。他自己也以身示范，经常出现在战斗前线，结果政工人员的威信提高了，有一部分政工人员转为军事干部，七总队的军事干部几乎全换为新人。

    随着部队的扩充发展,1939年9月，马适安升任山西第五行政区保安司令部政治主任。保安司令部是决死三纵队的孪生兄弟部队，它下辖的九、十两个团都是一些腐败的旧军官，仍然需要改造。在改造工作中，也就是在统战工作上，马适安十分讲究斗争艺术，讲究斗争策略，他注意大的、要害的问题，放弃小的枝节的问题。如遇到旧军官的腐化问题，他在给以适当教育的同时，并不过分苛求。而对于撤除反动旧军官，则十分坚决。这时一个有利的条件，是随校能供给一些干部。于是马适安等五专区保安司令部的负责同志一面向阎锡山呈请，一面不管阎锡山同意与否，从团长至排长凡不好的军事干部，均予撤换。保安1 0团的团长卢有年是国民党顽固派，要准备叛变。马适安预先有所警惕，在征得司令部的同意后，就先下手，坚决下令调整部队部署，并撤换了与卢关系最密切的一个连长。但是，我们党内有一些同志幼稚，右倾，不能很好地处理抗日统战中团结与斗争的关系，未能很好地遵守命令、彻底按照党的要求完成工作任务。即，组织上要他们很快地结束牺盟会的一个团代表大会，他们却强调组织合作，却连一个娱乐晚会也不肯减少，从而失却良机，以致在国民党挑起的第一次反共高潮（即，历史上的“十二月事变”）的进攻中，造成保安1 0团团长卢有年得机会率一连人哗变逃走。因为马适安等同志及时对部队进行了改造，才避免了更大的损失，从而保住了革命军队，保存了党的武装力量。这正如薄一波同志所总结的：部队“在开展民主运动和游击战中，坚持撤换与改造旧军官，调政工干部作军事工作，进行政治整军，提高了部队的政治素质，保证了党对部队的领导。”

    1939年，山西12月政变后，五行政区的保安队改编到决死三纵队。组织上调马适安到黄河报馆工作，未及分配工作，于1940年1月又调太行二中（原民族革命中学）任教导主任。翌年8月任校长。在学校，马适安注意加强行政管理，使学校的规章制度日臻完善，改变了学校面貌，扩大了学校在社会上的影响。

      马适安出狱后，从1938年开始多次向组织申请恢复党籍，但因出狱情况缺乏证明人，而一直没能如愿。尽管如此，马适安仍以一个共产党员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1938年八、九月份，在七总队已有通讯传令组织的情况下，因其工作不力，有的同志提出增设架床迭被的“交通员”，被马适安抵制。1941年7月，太行二中反贪污问题解决后，就改组合作社。马适安到联办去了，改组工作由教员周化南负责。他是代表学校指导合作社工作的，但他没征求马适安（当时任校长）的同意，就把校长的文书抽去当合作社经理，把勤务员抽去当店员，校长室只剩下校长一人。马适安为了顾全大局，推进改组合作社工作，宁愿自己吃一点苦，对这种作法还是给予了积极支持。

  1941年9月，马适安因出狱情况缺乏证明人，在不能恢复组织关系的情况下，再次写了入党志愿书，由杨献珍等同志介绍，于当年11月经中央华北局批准重新入党。关于马适安重新入党以前的党籍问题，1950年3月20日，中央组织部给华北局组织部的回函指示：“其以前党籍如无确切证据暂可不予恢复”，“亦不应该视为政治问题”。

    自1943年4月起，马适安调太行一专署，先后任专署民政科长、秘书主任、副专员、专员等职。

    1943年9月，中共太行地委发动了反特运动。当时确有小学教员参加特务组织。地委根据反特运动的需要，于当年9月放秋忙假时，对小学教员进行集训，马适安不仅在集训大会上作报告，并组织编写和亲自修改冬学教材，使教材更适应反特教育需要。  1943年冬到1945年8月，马适安在太行一地委参加了整风运动。运动中，他对自己要求十分严格，先后写了《个人与组织关系系统反省》、《入党以前的思想本质及入党动机的反省》、《读评（中国之命运）反省笔记》、《享乐主义倾向系统反省》等。通过这些材料，马适安认真地总结了自己的思想、工作和革命的经验教训，向党献上了一颗赤热的心，充分体现了一个共产党员的博大胸怀和对党，对革命的忠诚。

               可敬可爱的校长

   解放战争初期，根据国共签订的停战协定，国、共、美三方代表组成了“北平军事调停处执行部”。1946年4月，马适安先后以安阳执行小组中共代表助手、代理代表的资格参与调处国共双方的军事冲突，监督双方执行停战令。同年10月，马适安调任晋冀鲁豫中央局宣传部教育科长。

    1948年2月，马适安到武安土改工作团任组长。    同年5月，中央决定将“晋察冀中央局”与“晋冀鲁豫中央局合并，成立中央华北局。7月，马适安调华北局宣传部任教育科长。12月，到良乡、北平做我军进城的接管工作。在北京，帮助了北京市教育局的接管工作。

    1949年8月起，马适安回华北局宣传部先后任科长、秘书长、副部长，兼机关总支委员、党委副书记。

    民主革命胜利后，革命的军队进入了城市，不少人在资产阶级的“糖弹”面前腐化变质。而马适安却能遵照毛主席在七届二中全会上关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作风”的谆谆告诫，在入城后的三年中，不仅在生活待遇上从未向党提出过什么要求，而且能自觉地抵制来自各方面的侵蚀。当时，马适安有些旧友和乡邻，纷传他当了共产党的“大官”，有的写信，有的赴京，想通过他谋得好处。马适安在认真进行说服教育之后，都一律给予回绝。 因此,1950年4月11日，华北局宣传部党支部在马适安的鉴定表上批了这样的意见：支部认为，该同志工作有经常性，细致、负责，生活刻苦，支部同意报总支予以表扬。1952年春，马适安住在农村的两个弟弟由老家进北京探望他。马适安只给两个弟弟带回了一把北京剪刀。

    1954年2月6日，中共七届四中全会召开，通过了《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马适安抓紧进行了学习，并写出《学习七届四中全会文献后的检查》。在检查中，他对自己要求十分严格，能结合自己分管的支部教育、报刊处、理论教育处、工矿宣传处和出版《宣传工作通讯》等项工作实际，从自身的思想、作风上进行认真地检查，受到领导及同志们的肯定。

    1954年10月，马适安调北京农业大学任副校长。 1956年7月，调任北京大学副校长。10月兼任中共北大党委第二书记，后兼任第三书记。

    马适安在农大工作近两年，这一时期，新中国思想理论战线出现了批唯心主义、批胡风等几次较大的斗争。在这些斗争中，马适安以他一贯严谨的工作作风和丰富的革命斗争经验，稳妥地掌握党的政策，在统一党内思想、端正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发挥党外负责干部的作用上，在克服学校运动过多、使教学工作走向正常化以及促进教学改革上，做了大量工作，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农大在开展对所谓“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批判中，有人揭发说，校翻译室教师汪玢的一本诗集有影射性，是反党的。但马适安并未轻信这种说法，而是把诗集要去，经过认真分析后，拿着诗本在会上反驳了这种夸大其词的说法。其实，这本诗只是缺乏政治性，并没有什么别的问题。

    马适安认真执行党的团结、教育知识分子政策，特别注意团结党外知识分子一道工作。当时，任农大校长的孙晓村是民主党派人士，马适安为第一副校长，实际上是学校党内的主要负责人，党政的主要事情都通过他。但他非常注意发挥党外干部的作用，与孙晓村的关系处理得十分融洽。同时，他也很注意同教授、专家们的来往，经常到这些知识分子家里去走访。他对自己要求很严，党费亲自交，每次支部会他都不缺席。因此，给老教授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时任副校长的老教授沈其益后来回忆说：“马适安同志资望高，但很平易近人，在农大那段搞得很不错，他不爱抛头露面，总是不声不响地工作。后来他调到北大去，我们觉得不舍，感到学校失去一个办学很有经验的同志。”

    到北大后，马适安继续保持了老干部的革命本色。他关心别人胜过关心自己。他刚到北京大学的第一件事，就是走访老教授。凡是本校的不论党内党外，他都挨家挨户一一访问，并向教授们自我介绍：“我是新调来的，你们有事请找我。”原任校党委宣传部长王效挺回忆说：“马适安同志确实是位可敬可爱的人。有次晚上在校开常委会，因时间晚了，我拿出带的冷馒头吃，马适安同志见了关切地说：小王，要注意身体，今后的日子还长着呢。几句话说得我心里热乎乎的。”

马适安这么关心别人，却忘了自己。由于过去的监狱生活，他患有胃病，但他从未要求学校食堂给予特殊照顾。经常从家里带点面包，作为在校的午饭。他生活一向俭朴，时常是一身整洁的旧衣服。学校有较好的房子分给他，他却让给家大口阔的同志。中午休息，他有时就在办公室打个盹。

    他谦虚好学，常常手不释卷。他平时对学习抓得很紧，因白天事忙，不是开会，就是找人谈话，只好挤在晚上看书。星期天也常常在家里看书，很少带孩子们去玩。组织上几次安排他去疗养休假，他一次也没去过。他不仅自己学，还时常督促同志们多读书，并说：“搞我们这一行，没有知识是不行的”。

由于他爱读书，勤思索，不夸夸其谈，因此他的讲话和发言水平总是比较高的，师生们听了都很佩服，赞誉他的讲话，见解独到，内容新鲜，又实际，又简练。

他对工作深入细致，认真负责。1958年3月，在反右斗争结束后的整改工作中，为解决好北大的办学方向问题，他先召开工农成分同学的座谈会，深入了解情况，然后才拿出自己的意见。也就在这年，他出国访问的前夕，为了不因出国使学校的工作受到影响，他给学校办公室留了个条子，指出哪些该办，哪些要急办，写了上十条事，件件都交待得具体明确。

马适安在北大的工作是十分紧张的。1958年整风运动结束后，连他的《思想总结》也是赶着抄出来的。他在当年出国访问时留下了这样一个条子：“史梦兰同志：整风思想总结，我赶着抄出来了，请你并送给陆平同志看看，并送高校党委。来不及在常委会上读了。我们今晚集中明早乘飞机走。回国后再见吧！马适安，十月十六日。”

马适安就是这样来去匆匆，谁知这份<思想总结》竟成了他的绝笔。

1958年10月，马适安同志随以郑振铎为团长、蔡树藩为副团长的我国文化代表团前往阿富汗和阿拉伯联合共和国进行访问。10月17日，因所乘由北京飞往莫斯科的图-04客机在苏联卡纳什地区失事，乘客和乘务员全部牺牲，马适安时年57岁。

10月31日上午的北京首都剧场，布置的肃穆庄严，郑振铎、

蔡树藩、马适安等16位遇难同志的追悼大会在这里举行。“哀乐声中，陈毅、郭沫若、沈雁冰、张奚若缓步走到遇难同志的遗像面前，向遇难同志敬献花圈，默哀悼念”。

对外文化联络委员会主任张奚若在会上致悼词。他高度赞扬了遇难同志们的高贵品质，称其“对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和对世界和平事业无限忠诚，并不懈地进行着忘我的劳动”。“这种高贵品质是我们学习的榜样。”接着楚图南报告了马适安等14位同志的生平事迹。

追悼大会结束后，马适安等16位遇难烈士的骨灰在八宝山安葬，并勒石立碑，以示永祭。